它撬开了一扇尘封十五年的门，门后是错位的真相、缄默的牺牲，和一群早已被遗忘的名字。
曹佳怡的椅子最先转过来，滑到科长桌边，声音压着，却刚好能让半个屋子的人听见。
老张则捧着保温杯，慢悠悠踱到窗边，望着楼下大院里的车来车往，忽然感慨了一句。
大家都知道他在感慨什么。卢市长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八年，铁打的营盘，如今营盘没动，流水的兵要换旗了。
光标在“深入推进……持续强化……”这类套话间跳动，我的注意力却总被那边的谈话碎片扯过去。
这声音让我觉得踏实。这些文字、格式、标点，它们有对错，有规则，改了就是改了。
“你手上那个纪要，不急的话先放放。”他语气平常，像在交代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，“刚接到通知，卢市长明天要回老宅一趟，车队的司机老王家里临时有事，你跑一趟吧。”
“路程不近，单程得四五个小时，在山里。你明天早点出发，送卢市长到了之后，当天折返。”
“程哥，辛苦啦。”她声音轻快，“卢市长那个人，话少，路上你正好清静清静。”
我把公文包放在玄关柜子上，换了拖鞋。客厅里，儿子趴在地毯上拼乐高，电视里放着吵闹的动画片。
饭桌上，三菜一汤，热气腾腾。沈孝琳给我盛了饭，坐下来，边给儿子夹青菜，边问我。
“我今天碰见王姐了，就住咱们楼上，她爱人不是在组织部吗？”她语气变得有些试探，“她说这次变动不小，好多人在活动。”
“明辉，我不是说要你去钻营什么。但咱们也得看看风向吧？你在这个副科位置上，也熬了快五年了。”
“知道就得有点行动啊。”她有点急，“赵副市长那边，你是不是也该……哪怕混个脸熟？我听说他挺看重实干的人的。”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！我是说，机会得自己留意。比如你们科里，有没有什么能接触到领导的活儿？送个文件，跟个调研什么的……”
“科长安排你就去？你不会推了？就说手头有要紧工作！”她声音提高了些，“来回八九个小时，开车累死个人，就送一个马上要退休的领导？这算什么事儿！”
“明辉，我不是不让你敬老领导。可咱们也得现实点。卢市长这一退，人走茶凉，你这一趟跑得有什么价值？别人都在往前看，找新码头，你怎么还往旧船上靠？”
价值。这个词最近总在我耳边响。曹佳怡她们讨论时，衡量的是价值。沈孝琳现在担忧的，也是价值。
“算了，跟你说不通。”沈孝琳叹了口气，拿起筷子，又想起什么，“对了，周末我妈叫吃饭。我那个远房表叔，就是刚调到教育局当副局长的那个，也来。你好好跟人家聊聊，留个印象。”
吃完饭，我洗了碗，回到书房。关上门，外面的电视声和沈孝琳辅导儿子功课的声音变得模糊。
地图上，那条县道像一根细细的灰线，弯弯曲曲钻进一片深绿色的山区腹地。卫星图上，能看到连绵的山的褶皱。
他不常笑，开会时话不多，但每句话都钉在点上。批评人时不留情面，听说早年主政一个县时，因为工程质量问题，曾把承包商的桌子拍裂过。
口碑两极。有人说他霸道，专断。也有人说他实在，给老百姓干了几件硬邦邦的事。
我提前半小时把车开到市长住处外面等。是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，单位配的，内饰干净，但能看出使用痕迹。
他穿着普通的深灰色夹克，深色裤子，脚上一双看起来穿了很久的皮鞋。花白的头发梳得整齐，但脸色比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要疲惫些，也更清瘦。
我回到驾驶位，发动车子。后视镜里，他靠在后座，闭上了眼睛，双手交叠放在那个旧公文包上。
我开得很稳。后座的人似乎睡着了，呼吸均匀。我不敢开音乐，也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动作。
一个多小时的高速路后，我们拐进了省道。路变窄了，车也少了。两旁开始出现山坡和田野。
路像一条被随意丢弃的绳子，沿着山腰盘旋而上。一边是陡峭的山岩，另一边，很多时候没有护栏，直接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。
弯道一个接着一个，有些几乎是掉头弯。我不得不把车速降得很低，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。
卢市长不知何时醒了，正静静看着窗外掠过的景色。山体的阴影落在他脸上，明暗不定。
又是沉默。但这次，沉默里好像多了点什么。他似乎在看那些山，那些树，那些偶尔闪过的、嵌在山坳里的小村落。
“您……很久没回老家了吧？”我试着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安静，话一出口又觉得唐突。
车子拐过一个急弯，前方出现一小片相对开阔的坡地，几间灰扑扑的农舍散落着。
我坐在车里，不知道是否该下去。透过车窗，我只看到他挺直却有些孤单的背影。
一支烟抽完，他把烟蒂在路边的石头上仔细摁灭，捡起来，走回几步，扔进我车里的便携烟灰缸。
一个弯连着一个弯，爬上一段坡，又落入一道谷。景色单调地重复着，深绿的山体，灰白的路面，偶尔掠过的、惊惶窜入草丛的野物。
“送到了吗？”沈孝琳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伴随着她那边教室隐约的嘈杂背景音。
“这种活儿，也就你会接。跑这么远，油费过路费不说，时间全搭进去。回来天都黑透了。”
“我跟你说，今天办公室小王告诉我，曹佳怡下午请假了，说是家里有事。”她语气变得神秘，“结果有人看见她跟赵副市长的秘书小吴，在清湖茶楼喝茶。”
清湖茶楼是市里一个颇有名气的私人会所，环境雅致，消费不菲，不少事情在那里“谈”。
“哦？你就哦？”沈孝琳急了，“这说明人家已经在行动了！在铺路！你呢？你在荒山野岭里给一个退休领导当司机！”
“工作安排也分轻重缓急啊我的程科长！”她叹了口气，语气软下来，“明辉，我不是怪你。我是替你着急。咱们这个家，儿子马上要上学，哪儿哪儿不用钱？你那个位置，不上不下的，得多为自己想想。”
“知道就好。周末见我表叔，你上点心。给人留个好印象，说不定以后教育系统那边，能有点照应。总比你现在这样强。”
“档案上看过。”他语气依旧平淡，“青河镇边上那条青河，九十年代末发过大水，冲垮过老的石桥，还记得吗？”
起初是稀疏的几滴，很快就连成了线，噼里啪啦地砸在车窗上。山里的雨来得又急又猛，天色瞬间暗沉下来。
卢市长坐直了身体，也看着前方。他的侧脸在昏暗的车内光线下，显得格外凝重。
车内和车外，是两个世界。外面是风雨山雾的狂暴混沌，里面是近乎凝固的安静和紧绷。
果然，又开了几分钟，雨雾中隐约出现几间低矮的砖房轮廓，歪斜的木门上挂着生锈的铁锁。
“这条路，当年是我主持勘测定线的。”他突然说，声音不大，混在雨声里，却异常清晰。
“争议很大。预算超了，工期也长。很多人反对，说为了山里几个村子，不值当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些都是我出生前，或者我很小时候的事了。关于这位市长的过往政绩，我了解的仅限于文件上的几行字。
“是吗？”他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很复杂，有审视，有某种深沉的疲惫，还有一点我说不清的东西。
“路通了，出去的人是多了。”他转过头，继续看着雨雾中的山路，“可留下的，还是山，还是穷。”
我心里一惊。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那是快十年前的事了，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，被临时抽调去档案室帮忙了三个月，干的都是最琐碎的活儿。
“嗯。”他点点头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似乎想看出点什么，“那你看过九八年到零二年，市里重大工程项目的汇总评估报告吗？”
我迅速在记忆里搜索。档案室尘封的卷宗太多了，那几个月我经手贴标签、录入目录的文件浩如烟海。
“对。其中关于‘青河流域综合治理一期’的项目报告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地方？”
我皱起眉头，努力回忆。那些报告充斥着专业术语和数据，我当时只是机械地登记，很少细看内容。
“不太记得了。好像就是些普通的工程数据，预算，工期什么的……”我摇摇头，“那报告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青河流域治理，九八到零二年的旧报告，他为什么特意提起？还问我有没有注意到“特别的地方”？
那是一个藏在深山坳里的小村落，几十户人家，房子多是灰黑色的砖木结构，沿着山坡错落分布。村口一棵巨大的老樟树，树下坐着几个老人，看到车子，都停下闲聊，望过来。
“不用了。”他阻止了我，站在车边，看了看天色，又看了看这个他出生的村庄。
他的眼神很平静，但站在这个与他身份似乎格格不入的简陋环境中，他的背影显得有点佝偻，那身半旧的夹克，也彻底融入了这片灰扑扑的背景。
然后，他从夹克内侧的口袋里，掏出一个磨损得很厉害的旧皮夹。打开，从里面层抽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。
“上面有一个电话。”卢市长看着我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，“如果……如果以后，你遇到什么实在过不去的坎，或者，听到一些关于青河工程的风声，打这个电话。”
“拿着。”他打断我，目光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，还有一种更深沉的、近乎托付的东西，“不一定用得上。但留着。”
他最后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复杂难明，有疲惫，有审视，似乎还有一丝极淡的、几乎看不见的歉意。
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一个名字：袁凯。下面是一串十一位的手机号码。字迹有力，略微有些潦草，确实是卢市长的笔迹。
从后视镜里，我看到那棵老樟树和树下依旧张望的老人，越来越小，最终被山体遮挡。
天色向晚，山里的阴影浓重起来。雨虽然停了，但路面依旧湿滑，山谷里积聚的雾气又开始升腾。
什么意思？青河工程能有什么风声？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治河项目，能和我，一个市府办的小副科长，扯上什么关系？
无数的疑问像山雾一样缠住我。我甚至有点后悔接下这趟差事。如果我没来，这张纸条就不会到我手里，我现在还能在办公室里，安稳地校对我的会议纪要。
是一大片从右侧山坡滑塌下来的泥土、石块和断树，彻底阻断了道路。塌方体混着雨水，泥泞不堪，还不断有细小的土石簌簌滚落。
我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。前后望了望，这段路前后不靠，一边是陡坡，一边是悬崖。
尝试着倒车，想看看后面有没有稍微宽敞能掉头的地方。但山路太窄，弯道太急，试了几次，根本不可能。
我坐在车里，听着山风呼啸，看着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，一种孤立无援的寒意从脚底升起。
怎么办？下车徒步走出去？且不说这塌方段是否稳定，后面还有几十公里山路，夜里的深山，充满未知的危险。
卢市长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：“如果以后，你遇到什么实在过不去的坎……”
我挣扎着。打这个电话？向一个陌生人求助？怎么说？说卢市长让我打的？然后呢？对方会是什么反应？
没有信号。我推开车门，举着手机，沿着路边小心地走动，试图寻找哪怕一格信号。
走了十几米，靠近塌方体边缘时，手机屏幕右上角，突然微弱地跳动了一下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“E”。
我赶紧稳住身体，就着这飘忽的信号，按照纸条上的号码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了下去。
“喂？”我试探着开口，声音在山风里有些抖，“请问……是袁凯，袁先生吗？”
一个沙哑、低沉，像是被烟酒长期浸泡过的男声传了过来，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。
“我……我叫程明辉。是卢信义，卢市长让我……必要时打这个电话。”我语速很快，生怕信号下一秒就中断。